治癜风好方法夏衍为何不写“文革”
“文革”期间，1968年12月至1975年7月，夏衍在北京秦城监狱蒙受了八年的不白之冤，损目折肢。他的一条腿是被踢断的。关于这段个人感受，他从未提及。有时被人家问得紧了，他只说：“国家有国家的难处，很多事，说不清楚。有的是原则问题，有的是方法问题。”（《“福将”夏衍》2010年4月2日《报刊文摘》）接着，他还说“因为这是中国人的耻辱，写出来有损中国人的自尊。”夏衍先生的这一“耻辱轮”对于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或许具有代表性。也能够自圆其说。这也许正是介绍、研究、回忆“文革”的经典文章（著作）少之又少的重要原因吧。
但是我不禁要问的是，对那段我们中华民族不光彩的历史，不写出来，不正视，不认真地总结，反思之就等于我们没有那段历史吗？如果我们不对那段历史进行认真地发掘、剖析、总结、反思，从而找出经验教训，谁又能够保证类似“十年浩劫”那样的历史不再重演呢？温家宝总理在今年“两会”的招待会上就提出了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的问题。当下，我们对于“文革”的研究还远远不够，许多过来人对“文革”那段历史采取了回避、忌讳的态度。不管是出自多么良好的初衷，这其实是一种对社会、对子孙后代、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。
夏衍先生是一位多产的文学家、剧作家、评论家，著述颇丰。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但到了晚年，夏衍先生曾不无遗憾地说，我写了大半辈子的书，唯一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仅仅是一篇数千字的《包身工》（大意）。夏衍先生此言虽然有谦虚的成分，但与事实相差无几。许多人是从阅读到先生的报告文学《包身工》而“结识”到作家夏衍先生的。夏衍先生在《包身工》中，以解剖刀的笔法，以凄惨的事实真实地再现了上世纪二、三十年代“包身工”低劣的生活状况和境遇。我想，如果夏衍先生以其卓越文学家的才华，深邃的目光来写其自身在“文革”中的悲惨经历，一定会有很强的代表性。很可能成为能够流传后世的经典之作。其史料及文学、文献价值很可能远远高于经济学家顾准的《顾准日记》及杨绛的《干校六记》。更可能高于其代表作《包身工》。倘真能如此，那么，夏衍先生留我们及后人，产生很大社会影响的经典之作就不仅仅是一篇报告文学《包身工》，还有一部诸如《我在“文革”中》之类的纪实作品。这就能够弥补先生留给后人只有一篇《包身工》的遗憾。可惜的是，由于作家认识问题的局限和偏差，没有写。
斯人已逝，说了这些话显得对夏老先生有些不恭，但我是为夏衍先生感到惋惜和遗憾。
完
姓名：王志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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